特斯拉“以价换量”能玩多久******
特斯拉创下“史低”的降价连续剧还在更新。1月10日,“宣布降价后特斯拉中国3天获得3万辆汽车订单”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当晚,特斯拉中国回应媒体表示,对相关传闻不予置评,“我们没有公布过这方面数据”。
1月6日,特斯拉国产车型全系降价,此番操作距离特斯拉上一次降价仅两个多月,期间还掺杂了两次以补贴等形式出现的促销举措。
降价来得突然,网友调侃,特斯拉车主仿佛变成了“移动的韭菜”。矛盾累积升级,一边降价,一边维权。
新能源汽车市场内卷,特斯拉降价基于自身的商业选择。以价换量增强竞争,在市场上得到积极反馈理所当然。特斯拉方面也给出合理的解释,坚持以成本定价。
此时的特斯拉,有人对它疯狂骂街,自然就有人心动上车。张艺谋曾说,他感谢那些骂他电影难看的人,至少这些人愿意为他的电影买单。
愿意买单的人会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这是特斯拉享受到市场积极反馈的后顾之忧。特斯拉进入中国市场曾被寄予厚望,无论特斯拉对自己的定位如何调整,服务好消费者的基本商业诉求不会变。
因此,频繁地一降再降,让车主们心里不是滋味需要被体察。路人围观特斯拉前后几次的降价风波,常常对此抱以同情,何况众多车主自己。
不少消费者维权指向降价,毫无预兆以及销售人员“年后没有国补”“现在买最划算”“短期内应该不会再降价”等话术让他们成为“韭菜”。
绕过经销商的直营模式,被视为特斯拉直接让利于消费者的绝佳利器。砍掉中间商,不是销售人员亲自下场赚差价。
做生意讲“信”更讲“誉”。抛开成本与售价问题不谈,近年来特斯拉负面新闻缠身,“刹车风波”屡见不鲜,良好的消费者沟通及售后服务都要得到重视。
一边是科技、高端等标签的加持,另一边是一浪接一浪的舆论危机,特斯拉似乎变成了新能源汽车里的“另一派”,始终有个性,也始终有争议。
价格可以一降再降,但品牌信用、美誉度不能。降价会让更多消费者蠢蠢欲动,让更多竞争对手感到压力,但车企做的不是“一锤子买卖”。
时移世易,中国市场在变,特斯拉所面临的消费者也在变。消费者在市场中有更多选择,意味着特斯拉要在降价之外,提供更多选项。
听听消费者的声音,没什么坏处。直面问题,回应关切也不是什么难事。好生意要“瞻前顾后”,卖车规范、保价制度、售后服务缺一不可。
持续释放数字经济的澎湃动能******
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这为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增强数字经济发展澎湃动能描绘出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
新时代十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深刻洞察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明确提出数字中国战略,并先后出台《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纲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等文件,着力推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据统计,2012年至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11万亿元增长到超45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1.6%提升至39.8%,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业态、新平台蓬勃兴起,线上线下融合、远程医疗、智慧物流等应用场景全面铺开,数字技术正进入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新动能、新优势”。
数字经济为我国经济“稳增长”提供关键力量。面对全球疫情反复、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复杂严峻形势,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推动了各类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帮助市场主体重构组织模式,实现跨界发展,打破时空限制,延伸产业链条,畅通国内外经济循环,成为我国经济恢复向好的“加速器”。
数字经济为我国经济“调结构”提供新引擎。随着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在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实现制造服务精准化和制造过程数字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伴随着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的广泛应用,近年来我国网约车、网上外卖、数字文化等市场规模领先全球,为服务业创新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数字经济为我国经济“促转型”提供重要保障。数字经济的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特点,成为我国推动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产业融合的重要结合点。过去十年,在“东数西算”等重大工程的带动下,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速,以数字为“基底”的新应用、新场景、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数”“实”融合竞逐新赛道,智能生产线、数字化车间、智慧工厂建设有力推动传统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全方位、全链条数字化转型,为加快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供重要支撑。
放眼全球,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加速创新,正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我们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抓住数字技术变革机遇,充分释放数字化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效应,抢占新一轮发展制高点。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必须着力推进重点领域数字产业发展。聚焦集成电路、新型显示、通信设备、智能硬件等战略前沿领域,培育一批具有产业链控制力的生态主导型企业,促进产业化、规模化应用并实现集群化发展,打造世界级数字产业集群。同时,要利用数字技术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赋能传统产业,加快金融、物流、零售、旅游等生活性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必须着力塑造数据基础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海量数据规模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构建起保障权益、合规使用的数据产权制度体系;构建合规高效、场内外结合的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形成适应我国制度优势的数据要素市场体系;构建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防范各类风险挑战;着力完善安全可控、弹性包容的数据要素治理制度,构建起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协同的治理模式。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必须着力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大国,我们不仅要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技术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还要积极参与国际组织数字经济议题谈判、数字化国际规则制定、双多边数字治理合作,在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中发挥作用,为营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作者:潘玉驹,系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温州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温州大学副校长)